股票配资最犹太人、反媚俗和世界主义——纪念米兰·昆德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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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配资最犹太人、反媚俗和世界主义——纪念米兰·昆德拉

发布日期：2024-09-15 16:03 点击次数：120

股票配资最犹太人、反媚俗和世界主义——纪念米兰·昆德拉

有多少成名作家，都接受过音乐的童子功训练，米兰·昆德拉就是其中之一。他的父亲是按音乐家的标准来培养他的；昆德拉说，父亲最大的梦想就是打造一台完美无瑕的音乐会，他也用同等的严苛来对待儿子，禁止儿子的即兴发挥，或是陶醉于浅薄的趣味。结果就是，昆德拉走上了写作的道路，同时在他引人注目的小说和文论中，时不时地展现他的音乐情结和所受的审美影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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米兰·昆德拉（Milan Kundera，1929.4.1~2023.7.11）

一则音乐故事中的轻与重

在文论集《被背叛的遗嘱》（1993年出版）中，他讲过这样一则音乐故事。

昆德拉是在欧洲的1930年代度过少年时光的，那是犹太人的噩梦时期。希特勒登上政治舞台后，纳粹德国一步步蚕食别国领土，并大举迫害犹太人，犹太人被逼得纷纷失业，在被纳粹深度控制的地区，犹太人则被迫戴上那个著名的六角黄星标志。1942年左右，昆德拉父亲的一个朋友，一名钢琴老师，也成为带黄星的犹太人。父亲为了帮他一把，请他来教自己儿子，也让他能有口饭吃。

然而捷克斯洛伐克彼时早已屈服于德国的控制。犹太人的生存空间日益局促，这位老师不得不带着自己的小钢琴经常搬家，米兰·昆德拉每次去他的新住处上课，都感觉那房间比之前又小了一点。他跟着老师学习弹奏和弦，弹奏复调练习曲，旁边都是走来走去、说着话的陌生人。房间都是与人合租的，对付一天算一天。

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，就这样对犹太人的集体命运有所见证。昆德拉对老师的窘迫、恐惧、朝不保夕的心情是有所感知的，至少事后是如此，而这种脆弱个体的心情，是整场巨大悲剧的一个小小写照。但昆德拉接着说，有一次下课后，老师陪他出门，走到门边时突然停住脚步，说：对了，在贝多芬的音乐里有很多乐段，非常薄弱，弱得吓人，但正因为有这些薄弱的地方，那些强有力的乐段才大放光彩。这些薄弱的地方就像……就像一块草坪，要是没有草坪，我们看到地里长出的漂亮的大树，也不会太兴奋呢。

在恐慌的气氛中，这似乎是一个短暂的沉醉和忘我。之后的故事，如果我是昆德拉的话，我可能会这样写：后来我就见不到他了，我得知，他死于当年的捷克斯洛伐克犹太人的一个主要归宿——特雷津集中营。老师对自己的结局早有预感，不过，他永远能从贝多芬的奏鸣曲里获得力量和安慰，也许他到死都是平静的，他的这种弱，正是他的强大的一部分，犹如大树周围环绕着草坪。

但昆德拉对此事仅仅做了一句简单的总结：“他不久就要去做一次残酷的旅行，然而却在一个孩子面前，高声地思索关于艺术作品的结构问题。”死于集中营，到昆德拉的笔下，成了“残酷的旅行”。他竟没有对老师的命运发表任何的哀伤，他的关注仅限于自己的幸运：“老师向我吐露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关于艺术的秘密；这个思想，这个秘密，伴随了我一生。”

特雷津集中营，位于布拉格北边30英里。那个集中营在被解放后，因为发现了4000多幅被囚儿童的画作而引发震动，那些画作凝聚了天真与残忍的悲惨相遇，使特雷津在众多集中营遗址中独具“特色”。可是昆德拉避提这一令人心情压抑的故事，选择去表达一个显然更“轻”，甚至可以说更自恋的感想；他对领受了老师的金玉之言表达了荣幸，而对更“重”的事实不置一词。

我想，昆德拉那种美学至上的原则——“拒绝抒情”，或谓“反媚俗”“反浪漫”之类，从这里就能有所窥见。直截了当地表达忧郁、痛苦、悲伤，或是相反的兴高采烈、热泪盈眶，这种浪漫风格，在他眼里都是取悦观众。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“命运”，是由叙事所造就，叙事则免不了要夹带情感，以取悦有可能接受这一叙事的人们。昆德拉以他眼里不揉沙子的音乐品位宣称，有必要识破这种套路，反对情感泛滥的叙事，正如有必要抵制柴可夫斯基和勃拉姆斯，此二位的音乐，对他来说正是一些包装好了之后交付给听众耳朵的悲怆和忧伤。

卡夫卡的传承

虽然如此“无情”地对待犹太老师的命运，但昆德拉的反抒情，却又实实在在与犹太人有着不解之缘。《被背叛的遗嘱》中提到最多的人物是弗兰茨·卡夫卡，卡夫卡不仅是犹太人，而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布拉格人。昆德拉曾引用他点评狄更斯的文字：

“卡夫卡在他的日记里，用这样的词句形容狄更斯的小说：‘心灵的枯燥，掩盖在感情洋溢的风格背后’。”

卡夫卡认为狄更斯滥情：表达得很赤露，很浓烈，但人们读过后很快就会忘记。正因为内心实在枯燥乏味，所以才要极尽过分地表达。与卡夫卡同时代的流派——表现主义，也是情感恣纵的，“崇拜歇斯底里和疯狂”。表现主义在艺术领域产生了许多让人津津乐道的作品，挪威的爱德华·蒙克，奥地利的克里姆特和埃贡·席勒，各有各的风格，却无不以颜料和画面表达呼之欲出的情感，或惊愕，或绝望，或痴情到变态……然而表现主义的文学作品，能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几乎没有。

真要说19世纪的狄更斯在20世纪的卡夫卡面前完全过时，那倒也不尽然，至少大众读者一定会亲近狄更斯的文字，而感觉卡夫卡难以下咽。然而昆德拉热情地请读者来欣赏卡夫卡的风格，他把《城堡》《审判》《美国》这三部卡氏小说反复赏鉴。他告诉我们，卡夫卡的作品的主题是很沉重的，即“迷宫式的社会组织，人在其中迷失自己”，可是，与20世纪之前的小说家不同，卡夫卡是通过一种看起来很轻浮的途径，来把握他的主题的；卡夫卡的城堡在任何一张世界地图上都不存在，它是纯然想象出来的：

“在他的参议院叔父家里，K找到一间办公室，它像一架非常复杂的机器，有一百多个格子，服从一百多个按钮的命令，一件既实际而又完全无用的杂物，既是技术的奇迹，同时又无意义。在这本小说里，我数了数有十个这种绝妙的机关，好玩，而且古怪，从叔父的办公间，乡村的迷宫式的房子，‘西方’酒店（建筑复杂得可怕，组织极其官僚），到俄克拉荷马剧院，它也是个无法弄懂的行政机关。”

卡夫卡在1924年，40岁出头就病逝了。他的死后盛名首先归功于那份“被背叛的遗嘱”——马克斯·布罗德没有遵其遗嘱销毁他的作品，反将其出版和传播；其次归功于瓦尔特·本雅明、赫尔曼·布洛赫等人对他的价值的发现；再然后，昆德拉又为此加了一把大力。他说，卡夫卡的写作才是真正的诗意创造，创造出了一个“极为无诗意的世界的极为诗意的形象”。这话具有无私的悖论力量，很可能迫使信任他的读者再次拿起一本《城堡》《审判》或《美国》，去努力咀嚼那实在不太可口的文字。

归根结蒂，卡夫卡（基于他自己的人生体验）设法描述的，是一个官僚化的、文牍主义的现代社会，它本身极为无聊，带给人的主要体验也是麻木，是无可奈何。它是一种真空，从卡夫卡的时代一直到今天，它都没有任何本质性改变（参考一个统计数据：“美国人一生得花6个月的时间填表”）。卡夫卡通过他的K来直面官僚制的循环、空洞，描述它那蠢不可及的程序，它对人的生命的无情浪费，但小说本身也必须像迷宫一样使人麻木、烦躁，乃至卡夫卡自己都深陷其中，至死都不能确信写出了能够传世的作品。

昆德拉是最看重幽默与“笑”的，他将卡夫卡的小说阐释为诗意的、只有现代社会才能造就的喜剧，然而他只能用异常严肃的语气告诉我们，应该怎样去欣赏这种喜剧，以及，欣赏这种喜剧有多么难。他说：卡夫卡的《美国》使“我们处在一个感情不适时宜、错置时宜、过分夸张、不可理解，或者诡异地不存在的世界”；他还说，卡夫卡把《审判》的第一章念给朋友听的时候，人们都笑了，而读者只有在知道这件事的时候，才会在读《审判》的时候强迫自己去笑。

向媚俗宣战

幽默最难理解。向人们分享一个悲剧故事很容易，而要分享一个幽默就要难得多。当读者或观众问起“笑点在哪里？”的时候，你再加以解释都是很无力的。然而，幽默又是反抒情、反浪漫的必备利器。昆德拉从来不吝赞美拉伯雷的《巨人传》、斯特恩的《项狄传》以及狄德罗的《定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》，他认为，这种风格怪诞、情节夸张的小说，是想象力得到真正施展的时刻，可是，读者要想沉浸在这些书的“魔法所创造的世界中，任自己被异想天开和极端所挟去”，可比被巴尔扎克、狄更斯、左拉等人的小说中浓郁的情感所打动的难度要大得多。

也正因此，昆德拉不得不一次次向那个捷克幽默求助：

——太太，一个压路滚筒从您的女儿身上压过去了！

——那好，那好，我正在我的浴缸里，把她从我的门底下塞过来，把她从我的门底下塞过来吧。

“应不应该控诉它的残酷？”昆德拉问。如果控诉了，或者至少感到心里不舒服，那么你的感受力就只能处在一种低档的、流俗的档次之上，就只能被抒情的诱导牵着鼻子走。非得凭着一种不认真的玩笑精神，你才能从抒情化的桎梏中摆脱出来。

昆德拉一生写了三本文论，《被背叛的遗嘱》之前还有《小说的艺术》，此书中收入了他在1975年去以色列领取耶路撒冷文学奖时的演讲。正是在这篇讲辞中，他集中说出了几个重要的美学观点，其中之一就是反媚俗。昆德拉将这个思想归功于赫尔曼·布洛赫，他说：

“媚俗一词指一种人的态度，他不惜一切代价取悦大多数人。为了使人高兴，就要确认所有人想听到的，并服务于既有的思想。媚俗，是把既有的思想用美与激动的语言翻译出来，它使我们对我们自己、对我们思索的、我们感觉的平庸留下同情的眼泪。五十年后的今天，布洛赫的话具有更真实的意义。大众传播媒介的美学意识到必须取悦人，赢得最大多数人的注意，它不可避免地变成媚俗的美学……”

反媚俗的观点，将反抒情、反浪漫等提法都吸收在内。它非常尖锐，但又绝对孤高，它不无骄傲地宣称自己是非主流的一方，也是铁定要失败的一方。布洛赫也是犹太人，但和布拉格的卡夫卡不一样，生活在维也纳的布洛赫（1938年52岁后流亡美国）一直以才华自恃，当他在1931年出版《梦游人》的时候，他要求出版商在推介文中将他和詹姆斯·乔伊斯以及安德烈·纪德并提。昆德拉将自己放在了布洛赫这一脉之中，毫无保留地向他眼里被大众传媒所主宰的现代审美宣战。

世界公民的梦想

讲辞中另一个观点，就是著名的“人类一思索，上帝就发笑”。这是一句犹太格言，实际上也是最早将“笑”和上帝联系在一起的格言。昆德拉将其中的张力阐释了出来：“因为人越是思索，真理就躲开了他；人越是思索，这个人与那个人的思想就相距越远。”进入现代的过程，是一个真理丧失了唯一性的过程，《巨人传》《项狄传》《定命论者雅克》以及《堂吉诃德》，都抓住了“人的这一新的境况，并在它之上建立了新的艺术，即小说的艺术”，能够欣赏这种艺术的人将成为快活的人，否则就是不快活的人，他们听不到上帝的笑声。

快活就意味着自我的解放，而不快活的人，依然坚信真理是明白的，所有人都应该思考同样的东西。站在耶路撒冷的讲台上，昆德拉将他的这个洞察，归功于对“犹太世界主义”的感激，具体而言，就是卡夫卡和布洛赫，这两位中欧出产的犹太作家的创作所孕育的精神。犹太人是特殊的，他们既然被从自己的起源地放逐出去，也就得到了一个凌驾于“种种民族主义热情”之上、抵达世界主义的天赐良机，犹太世界里的伟人，总在热切畅想一个超民族的、文化的欧洲。接下来，一生都很少表露政治观点的昆德拉，向以色列送上了一句力道千钧的嘱托：

“欧洲十分可悲地背叛了犹太人，但是，假如犹太人仍能保持对欧洲世界主义的忠诚，那么我想说，以色列，这个犹太人终于重获的小小家园，是欧洲真正的心脏——一颗位于身体之外的特别的心脏。”

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，整个欧洲都屈服于纳粹德国的压力，为了保全自己而牺牲犹太人。这就是“欧洲的背叛”，它当初导致了昆德拉的音乐老师落入“一段残酷的旅程”，殒命特雷津。但散居各国的犹太人遭遇的厄运，可以解释为一种天然的世界主义被民族主义的狂热野心所扼杀。1929年出生于捷克的昆德拉，希望这种世界主义能够继续由犹太人所保留，特别是，如果卡夫卡和布洛赫代表的现代主义美学能产生持久的生命力，那么，这也可算是昆德拉所在的“中欧”的荣耀。

但也就是在1975年，他也离开布拉格，移居去了法国。他获得了法国国籍，却选择成为一个真正的隐士，不再公开发言，绝少接受采访。在耶路撒冷的这番演讲，最高级、最精彩之处，在于昆德拉从卡夫卡那里吸收的犹太式的悖论思想：位于身体之外的心脏是真正的心脏；一个无家可归的民族的“家”，一片弹丸之地，却凝缩和容纳了一个巨大的做世界公民的梦想。在这样讲的时候，昆德拉已经将自己投入了进去。他也是这梦想的承载者，不再有祖国，生活在一个孤悬于流俗之上的审美的高度。